這四大病症是如何將偉人折磨成魔頭的?

2017年08月20日     2199     檢舉

以本人的天賦才華和治理成績論,乾隆是當得起「偉人」之稱的。至少,在他的大清帝國的評價體系之中肯定是如此。

但就他把中華帝國變成一座空前嚴酷的大監獄、把中國人的國民性打入最黑暗深淵而言,他又是個不折不扣的魔頭——不是指對人民肉體的摧殘,而是指對人民思想的蹂躪。

是什麼將他從偉人變成魔頭的?

在我看來,是這四大病症。

第一個,是「被掘墓恐懼症」。

這是指,由於滿清政權是在征服文化比自己先進、數量比自己龐大的漢族人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自它問鼎中原之日起,就時刻提防著被顛覆被埋葬,憂慮成病。

從本質上說,被掘墓恐懼症是一切「權力私有」政權的共同疾病,只不過像元、清這樣的王朝,由於疊加了民族因素而格外嚴重而已。

自然,這個病症也非乾隆一人所獨有,但它是一切問題的根源:正是為了不讓江山葬送在自己手中,他藉助盛世之威,將歷代傳遞下來的專制統治技術推至最巔峰,皇權的屠刀在約束住c臣民的身體後,還深深地切入他們的思想,用占到有清一代接近一半的文字獄,把他們閹割成一群豬狗。

第二,是「自我崇拜症」。

可以明確查到關於乾隆「自負病」記載的,是到了他晚年自封為「十全老人」之時。他自我稱讚說,自己「為千古第一全人,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視堯舜,不啻過之」。

將這個為自己加冕「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帝王」桂冠的舉止,定性為「自我崇拜症」是合適的。

而從乾隆的人生軌跡看,他一生順遂,在天資和智力上很少遇到對手,治國理政又成績斐然,因此說他一向自視極高是不難得出的推斷。

越是自認完美,就越是擴大和提升了敏感區和敏感度,將自己變成一部高靈敏度的機器,一丁點疑似的指摘都可感應得到,龍顏於是常怒,天威於是常發。

在執政的前十六年,乾隆其實是吸取了父親雍正風霜嚴肅的教訓的,很明智地向祖父康熙的寬大仁厚學習,普施仁政營造了一個和臣民之間的蜜月期。

但性格如此,該來的還是要來。

乾隆十六年和十七年,接連發生的「偽稿案」和「馬朝柱反清案」讓他突然發現,在他看來是沉浸在盛世幸福里的子民們並非如他想像中那樣對自己頂禮膜拜,而是像詈罵他父親一樣羅列出他一大堆毛病,指責他有「五不解、十大過」,還意圖取而代之,極大地傷害了他的自尊心,暴怒之下立即指示嚴懲不貸,光「偽稿案」就抓捕了數千人。

也是從那時起,玻璃心碎了一地的乾隆,統治手段和風格發生了重大變化,整個帝國開始加速變成一座「千古第一監獄」。

第三個,是「道德烏托邦症」。

在查辦「偽稿案」中,乾隆發現,偽稿之中對他「荒淫無度」等問題的指責,其實荒誕不經,不值一駁——這倒不是他在自我美化,而是事實:乾隆的自制力極強,生活既有規律又十分節制,最少在案發之前,這些指責是沒有根據的。

但百姓對此就是趨之若鶩,不作辨別,添油加醋,一副唯恐天下不亂的模樣;而那些影射、譏諷、詈罵甚至謀反,更是可惡——在他看來,皇帝、官員、百姓之間,是祖孫三代之間的關係,官員應該忠誠百姓應該順從且帶著愛意,怎麼能有這些忤逆之舉!

一句話,臣民的覺悟太低了。

這明顯是一種道德烏托邦。百姓對道貌岸然的官話和大道理無感,對宮斗秘史和宮闈秘聞等離奇傳說熱衷,本就是人性使然,歷來都是如此也永不可能改變;而任何一個政權,哪怕得它的治理成績再好,也會存在著反對者或者反對派更是普遍現象。在此情況下,期望大家一律心無雜念地向他這個核心看齊,怎麼可能?

為了將不可能變可能,用文字獄來凈化和統一臣民思想,就成了順理成章的選擇。

第四個,是「恩賜補償症」。

除極少數修為極高的人士之外,與人有恩之時要求對方回報是正常且普遍的——未必是要求物質上的回報,但一定會要求精神上的補償,比如感謝、感激或感恩,而且是給別人的恩惠越大,要求別人從精神上給予補償的期望就越高。

毫無疑問,天下的皇帝都會認為他的子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來自於他的恩賜,因而所有的皇帝都存在著恩賜補償心理,其強度與政績成正比,亂世最低,盛世最高。

乾隆顯然不是「極少數人士」,而他又恰好認為自己治下的盛世是千古未有之盛世,其渴望被補償的心理,可以說是要多強烈就多強烈。

「偽稿案」和「馬朝柱反清案」發生後,他就百思不得其解,回顧說,自己登基以來,「愛民之心常如一日」,勤政仁政,體恤百姓疾苦,一有災難就積極救濟,從未像前朝一樣放縱官員搜刮民脂民膏。大家的日子都過得這麼滋潤,按理來說,應當大大地「感激國家休養生息之恩」,沒想到還膽敢如此大逆不道!

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失望之下,他的心理發生了重大變化:人民都是賤民刁民,服硬不服軟,道德教化沒用,「養恩愛之心」也沒用,嚴刑峻法才奏效,對人民的控制只能從嚴而不能從寬,文字獄不但不能停還要大力搞。

這個演變,看似符合現實邏輯,卻讓乾隆的偉人形象變得模糊魔頭面目變得猙獰。也許,如果他有機會聆聽二百多年後「要破除人民的幸福是政府恩賜的觀念」的領導講話,情況應該就不至於如此惡化——但也僅僅是也許,就算聽了,一轉身發現生殺予奪的大權依然在握,「澤布蒼生」的自豪感肯定又充溢胸間,「還不快來山呼萬歲」又成了唯一念頭。

為保住權力私有的千秋大業避免被掘墓而恐懼,因自我崇拜而對外界評價過度敏感,對臣民的道德和覺悟不切實際的要求帶來了巨大失望,認定臣民的一切皆為他恩賜而強烈要求得到感恩戴德的精神補償這四大病症,就這樣把偉人折磨成了魔頭,一個打斷了中國人脊樑、戕害了中國人國民性的魔頭。

這四大病症有沒有解藥?

有,藥方就四個字:權力公有。如果是天下為公,競爭上台,期到走人,有何可恐懼敏感,又如何能摧殘蹂躪?

有沒有示範案例?有,就在大洋彼岸。他和乾隆同年去世,在他去世前二年舉行的他的權力交接儀式,因締造了延續至今的美國憲政體制而被史學家稱為「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五分鐘」。

 

 

他,就是在二屆總統任期滿後堅決拒絕繼續任職而解甲歸田的喬治•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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