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朗對峙——中國的尷尬抉擇

2017年08月20日     11211     檢舉

中國印度在洞朗前線軍事對峙已經持續了數月,但是僵局仍然難破。儘管中國在過去的數月里,力圖在國內輿論上樹立一個「強硬」的角色,但是從過去一段時間的事實上看,中國似乎並無意向要在洞朗地區發動進攻。而考慮到中國政治獨特的思維方式和政治文化背景,這種一方面對內「故作強硬」,另一方面在邊境地區「隱忍克制」的選擇,也就不足為奇。

中國的外交政治決策,和很多國家的外交政策決斷一樣,往往受到諸多內政因素的影響,因此在外交上往往出現很多「掣肘」因素。儘管學術界尤其是西方政治學界傾向於將「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分開分析,認為「民主國家」更加傾向於「傾聽民意」,而「專制國家」更加傾向於發動「對外戰爭」來「轉移國內矛盾」,但是其實無論何種類型的國家,都需要考慮自身國內的政治特點與政治力量對比現實。

在很多「民主國家」學者的想像中,往往傾向於將「專制國家」的領導人視為「一言九鼎」「為所欲為」的形象,而這在現實中往往是虛幻和不切實際的。儘管很多「專制國家」領導人確實在決策中有著巨大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並不是「絕對的」,而且事實上受到來自其他諸多方面的干擾。比如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Sergeyevich Khrushchev)當年在和美國人談判時就抱怨過,認為美國人誤將他視作可以單獨做出決定的「君主」。而中美建交談判過程中,周恩來與尼克森在北京會面,也曾經被江青以周恩來「示弱」為由而險些加以批判。因此在「專制」國家中,很多的外交決策也一樣要經受來自於其他部門、集團甚至領導人的干擾,最終出爐需要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

具體到中國與印度的洞朗對峙,中國在對印外交政策上也似乎出現了多次的反覆。比如在對峙持續期間,似乎出現了「後退一百米」「與印度訪華特使密談」這樣的「示弱」新聞,儘管這些消息後來被中國外交部批評為「毫無根據」,但是中國在洞朗前線確實並沒有展現出將要「大規模進攻」的架勢。從過去一段時間的表現看,中國似乎並不願意與印度「決裂」,仍然希望能夠通過外交途徑,甚至有傳言中國願意以在對峙地區周邊「停止修路」的方式,換取中印各自罷兵。

民情激憤,卻並不能夠代表中國政治決策者所面臨的決策背景和決策文化。從背景來說,增加兵力保持軍事對峙並非不可,但是需要考慮的是財政投入以及可能帶來的中印關係進一步惡化的威脅;而更進一步直接進攻,是否有能力取勝,尤其是在「軍改」剛剛取得一定成效時,軍隊是否真的有能力戰勝強悍的印度山地部隊,恐怕軍隊高層心中是有數的。

而決策文化上,我們需要考慮到中國領導人對於「政績」,尤其是自己執政期間出台的一些「標誌性工程」的重視。「政績遺產」往往是中國領導人最為關注也最為重視的,毛澤東去世之前要求鄧小平白紙黑字宣誓不會否定文革,各個領導人在執政之後都要提出自己的「思想」「主義」,就是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夠被後世肯定。

這種肯定一方面在於國內的大力宣傳,另一方面在於國際社會的「認可」,或者由外宣部門自發或者被迫營造出的「認可」。這種認可,就需要中國在洞朗對峙中,保持一定的克制和理性,比如要營造好氛圍,維繫某些重大的「國際會議」形象,更不要干擾即將召開的國內重大政治會議。一場戰爭,勝負難料,斷然的發動進攻,很可能會極大的損耗過去數年領導層辛辛苦苦營造的國內形象。

在外交決策尤其是重大的衝突決策中,中國領導人和民間輿論的考慮出發點是不一樣的,因此當我們從純粹的「國家利益」角度出發,認為必須強硬出擊「打趴下」印度,而領導層所秉持的「國家利益」很可能是牽扯到一些政治上的意義。但是如果放在宏大的歷史下,或者中國千百年的歷史之下,中國領導層的這些「顧慮」「利益」,相比於民間激烈發聲的「國家利益」,可能真的顯得太過侷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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